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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help.sys:张掖大佛寺藏经相关历史人物初考

发布时间:2018-11-28| 位朋友查看

简介:[摘 要]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不仅保存有目前国内最大的木胎泥塑卧佛,而且还藏有数量相对丰富且保存完整的佛经多部。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与张掖大佛寺藏经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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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不仅保存有目前国内最大的木胎泥塑卧佛,而且还藏有数量相对丰富且保存完整的佛经多部。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与张掖大佛寺藏经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既为丰富张掖大佛寺佛经收藏、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给张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张掖大佛寺;藏经;历史人物

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的张掖大佛寺,至今保存着我国最大的佛教殿堂、最大的木胎泥塑室内卧佛和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北藏》佛经。尤其是所藏经书,不仅是佛典至宝,更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下文试就与张掖大佛寺藏经相关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作一简单梳理和介绍。

一、昙无谶

张掖大佛寺现所藏《涅槃经》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本《大般涅槃经》、明万历姑苏版《大般涅槃经》、万历二十五年弘仁寺金书《大般涅槃经》、顺治十年弘仁寺住持定坤募补墨书《大般涅槃经》等,均为北凉昙无谶译《涅槃经》的传承。

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三次下诏历数佛教之弊,并颁布禁令:“自今以后,敢有释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并让有司宣告征镇驻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拓跋焘此举只是表明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诏令却迟迟未发,有意让远近僧界提前知道,各自为计,所以“四方山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迷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些史料说明,张掖大佛寺古代所佛像可能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藏下的。北凉时期,涅槃宗创始人昙无谶来张掖时,曾在迦叶如来寺住过。由此可以推断,古卧佛像是为纪念昙无谶并弘扬大乘涅槃学而制作的。

昙无谶(385~433),北印度人,6岁丧父,随母亲织毛席为生。母亲见僧人生活比较富裕,就让他出家为僧。昙无谶天资聪颖,10岁时,一天能背诵三百多颂经文。最初他学习小乘佛學,后来遇见白头禅师,就跟着专攻大成涅槃学。20岁时, 已经熟悉大小乘经6万多颂,并擅长方术。昙无谶的哥哥喜欢调象,无意中把国王的乘骑白耳大象弄死,被国王杀死,并不准亲属去看。只有昙无谶前去痛哭,并埋葬了哥哥。国王大怒,要杀他,昙无谶说:“国王因我哥哥触犯了国法而杀他,我是他的弟弟,埋葬他,并没有违背大义,为什么要杀我呢?”国王佩服他的勇气,就把他留在了宫廷。刚开始,国王很喜欢他,后来渐渐疏远了。411年,昙无谶携《大般涅槃经》和《菩萨戒经》,奔至龟兹,因这里僧众多信小乘,他又向东来到北凉弘扬佛法。当时北凉国都设在张掖,昙无谶深得北凉王沮渠蒙逊厚遇,与张掖僧人法进合译《戎本》1卷。北凉长期向北魏称臣纳贡,而北魏太武帝一心想把“博学多识、秘咒神验”的昙无谶为己所用,并礼兵相加,要求北凉王沮渠蒙逊速遣昙无谶去北魏。沮渠蒙逊妒心发作,“既吝谶不遣,又迫魏之强”,进退惶惑。北魏延和二年(433)三月,昙无谶以寻《涅槃后分》为由,“固请西行”,?沮渠蒙逊遣刺客与途中杀了昙无谶。昙无谶被杀,举国哀痛,张掖名僧法进等作为他的亲传弟子格外悲痛。为了纪念昙无谶,张掖大佛寺为其造涅槃像供奉,弘扬涅槃思想,使大佛寺成为涅槃宗的重要发祥地。

拓跋氏毁佛灭法,张掖迦叶如来寺的涅槃古佛埋藏于地下660余年,之后又是拓跋氏的后代——党项族皇族嵬咩国师发现了古卧佛,并重建了寺庙。

二、太监王贵

张掖大佛寺所藏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558卷、287本),以名贵绀青纸为本,用金泥书写、绘画,材质极其昂贵,经书封皮用名贵绫锦包装,绣有精美龙纹图案,尽显华贵,书法工整秀丽,精美绝伦。卷首曼茶罗画金线细密,人物云集,场面宏大,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皇宫金粉之气,不仅是佛典至宝,更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历来被视张掖大佛寺的镇寺法宝之一。为明代太监王贵倡造。

王贵,明正统时期宫廷佛学法师,法名朵尔只省巴,御马监太监兼尚宝监太监。出生年月不详, 1442年卒于张掖。正统元年(1436),英宗皇帝遣王贵做镇守甘肃的钦差大臣,坐镇甘州。

王贵在张掖期间为张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山丹县城西凿山建成山丹大佛寺;二是张掖大佛寺(当时称弘仁寺)内黄金古台旧址上建成金塔殿,殿内塑造了三世铜佛像,并添地宫舍利宝物;三是召集书画名士用泥金书造600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明永乐八年,《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在北京开始雕刻,至正统五年(1440)刻成,主要用于颁赐全国各名山大刹。大约在正统六年初,《北藏》首部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首先到达甘州,余部陆续自北京运至甘州。直至正统十年(1445)将全部三藏宝典运至甘州弘仁寺,并举行了承旨仪式。

《北藏》首部《大般若经》到达甘州之际,正值王贵驻守甘州,王贵对弘仁寺产生了浓厚兴趣。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卧佛寺规模庞大,置身于此,就会产生回到天子身边的环境氛围和感觉。更令王贵惊喜的是,那年春天,弘仁寺金塔古台下掘出了舍利,于是他决定在这里新修宝殿。工程很快动工,王贵在现场视察、指导,闲暇时,便捧读《大般若经》,经卷内容深深打动了他,王贵决定用泥金书写、制成《大般若经》一部,永奉弘仁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孝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希望以此超度父母亡灵,“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为自己增福增寿。王贵利用在甘肃至高无上的权利和雄厚的财力,很快组织了一批书画高手,选用名贵绀青纸,用泥金开始书写600卷《大般若经》。由金书题记中可知,大约正统七年初,王贵去世,金书的书写制作由太监李继承完成。此后,有众多佛门僧侣为修功德,不辞千里,竞相来到张掖诵读金书《大般若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题记。

王贵为张掖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张掖大佛寺珍藏的金书《大般若经》558卷,保存完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三、明英宗朱祁镇

在张掖大佛寺的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时期。明朝收复张掖之后,面对的是一个被西北少数民族相继统治了500余年的地区,民族结构非常复杂。但张掖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所以仍然将甘肃省的首府设置在张掖。曾经作为西夏和元代皇家寺院的甘州卧佛寺,长期流行藏传佛教,与中原的汉地佛教有着较大的差异。大明帝国为了顺利统治西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从而保证了张掖的稳定和繁荣,也使得张掖大佛寺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出生后次年被立为太子,9岁登基,14岁(1441年)亲政,当了22年皇帝,7年太上皇,度过了37岁人生岁月,历经“土木之变” “南宫复辟”“曹石之变”,一生大起大落,在历史上不算是一位成功的皇帝,但在位期间,却做了几件善事,如废除殉葬制度,为弘扬佛教向天下名山大寺颁赐佛经等。

为了加强对甘肃的军事防范,明英宗派兵部尚书亲临河西经理甘肃边务,并派御马监太监兼尚宝太监为钦差大臣,总理兵政。正統十年(1445),英宗亲诏颁赐给当时作为全国名寺之一的张掖大佛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一部。王贵借此东风,在统兵之余大建佛寺,积极主导兴建弘仁寺万寿金塔殿,同时召集书画名家书造金银粉《大般若经》,永远供奉于弘仁寺。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共收经1621部,计6361卷,分作636函,千字文编次,分装于10个大木经橱内,经五百多年的沧桑巨变,保存仍然较完整,今天已成为稀世珍品。

四、诗僧卜舟

在张掖大佛寺馆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里,每函经卷都有一块50厘米见方的包袱布。这是清顺治时期由甘肃著名诗僧、临济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同法发起募化的,为保护《北藏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法,字卜舟,俗姓麻,甘肃平番(今甘肃永登县)人,约出生于清顺治初年。据张掖大佛寺藏经包袱题记可知,顺治十八年(1661),他已在甘州普门寺任检藏僧,为了保护弘仁寺(大佛寺)藏经,卜舟发起了募捐藏经包袱活动。本次募捐一直延续到康熙三年(1664),为大佛寺轮藏殿藏经募集了许多经袱,并留下了许多宝贵题记。随后驻锡于安徽报恩寺(今寿县导公寺),后承传本寺高僧南耕衣钵,任临济宗第三十四世嗣祖。卜舟于康熙末年告老还乡,卓锡于张掖大佛寺,修寺弘法,老有所为。卜舟工于格律,在张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约在雍正十二年(1734)圆寂于甘州。

五、姚尼姑

在张掖大佛寺土塔东南侧,有一尊汉白玉石雕像,她结跏趺坐,慈眉善目,静静地端坐于佛塔之下,这便是大佛寺的最后一位尼僧——姚尼姑。

姚尼姑俗名心印,法名本觉,1901年生于张掖,18岁持名念佛,45岁受具足戒,受恩师道心法师之托,赴甘肃永昌县千佛寺参禅,4年后回张掖普门寺修行。1953年3月,到张掖大佛寺看护寺院。当时的张掖县文化馆为她修建了简易僧舍,屋内一张旧琴桌、一盘土炕,几件生活用具,设施极为简朴。当时藏经殿正门已全部封堵,大佛寺遗存的所有经卷等珍贵文物都封存在东边内柱与墙柱之间的夹墙密室内,夹墙长40米,高20米,厚4米。12个经橱整齐地排列在那里,每个经橱中都装满了佛经。要想进入藏经殿内,必须通过本觉的居室,外人很少知道藏经殿内的秘密。

本觉在大佛寺里度过了20多个春秋,年事渐高,贫病交加。1975年初,因破炕起火而被烧死在屋里,享年74岁,其遗骨葬于马蹄寺。人们在拆毁烧残的房子时,才在墙壁后面发现了完整的12橱佛经。这批文献主要包括四部分: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北京官版刻印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汇集了我国佛教各宗派经、律、论1261部、6647卷;明正统六年至嘉靖三十七年(1441~1558),用金、银粉手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涅槃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622卷;明代官版雕印佛曲15册、佛画20多幅,手写《大唐西域记》1册,御赐北藏经版822块,明英宗圣旨,1卷;清代写经200卷。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我国发现的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由她保护的这批佛经,震惊了佛教界,成为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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